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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古道历经千年积淀，文化丰富，遗存深厚。两年前，国务院正式启动申遗工程。然而，在河北大运河近600公里沿线中，由于“运河申遗”难被认知，文物工作者们只能在“尴尬”中，进行着冲刺。
大运河申遗档案
大运河是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中国古代工程奇迹之一，始建于1400多年前，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线路最长且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与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其他运河不同，大运河具备了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等价值。据了解，2013年8月前，大运河所有遗产点段将完成准备工作并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力争201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读懂”大运河，文物盗贼走到了前面
运河古道历经千年，文物丰富。然而，当我们还在想着如何保护遗存时，文物盗贼已开始偷偷地在古河道里寻宝。
13年前，端午节前的一个晌午，正在沧州市文物局值班的业务科科长郑志利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称，有人在大运河东光段连镇一带盗挖文物。
当郑志利和其他几名文物执法人员赶到时，文物盗贼早已闻风而逃。“我们又落文物盗贼的后面了，大运河东光段的河床早已被盗挖得千疮百孔。”郑志利回忆说，平整的河床布满了大小一米见方的坑洞，一个挨着一个，触目惊心。
后来，省文研所组建的考古队对盗挖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艘金代沉船和一个码头遗址。当成捆儿的瓷器从古沉船的船舱里出土，当考古专家鉴定出这些瓷器乃是金代磁州窑的真品、单件市值可达30万时，大运河的“冰山一角”征服了东光县文保所所长李天峰、郑志利及其他队友。
“南方水多，大部分河段还保留着水运功能，运河还活在人们心中。我们的运河因为断航了近半个世纪，与百姓有了‘隔阂’。”郑志利说，在普通百姓眼里，它成了一条布满废砖、烂瓦的干水沟，没啥价值了。
然而，历尽千年，运河古道下埋藏了多少珍贵的文物，不得而知。这也使其成为众多文物盗贼觊觎的对象。“当我们依照文物法规，想着如何更好地原貌保护大运河的文物遗存时，利欲熏心的文物盗贼们，拿着洛阳铲、探杆儿，已开始偷偷地在古河道里寻‘宝’了。”郑志利说，很多时候，文物盗贼比我们先“读懂”了大运河。
一段谢家坝，再现了中国夯筑先进工艺
当地百姓不懂，一道干了好几十年的河道，为何会和文化搭边？这是李天峰和同行们在申遗中遭遇的最大“尴尬”。
8月中旬后，东光段大运河两岸的玉米已高过头顶。玉米地一块儿连着一块儿，编织出的青纱帐也成了文物盗贼铤而走险的天然屏障。
在大运河申遗的紧要关头，李天峰不敢掉以轻心，定期或不定期地驱车巡视各遗产点。而在距离沉船点不足两公里的地方，就是东光县“申遗双星”的另一个遗产点——谢家坝。
“这大堤从我记事儿时就这样儿，土夯成的，咋今天还成了文化遗产？”连镇农民王华吉（化名）很不理解。李天峰说，在运河两岸，像王华吉一样的人很多。他们不懂，一道干了好几十年的河道为何会和文化搭边，咋还要申请为世界遗产。这也成为李天峰和同行们在申遗中遭遇的最大“尴尬”。“谢家坝的价值是金钱衡量不出来的。”李天峰说。
“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讲，过去运河里水大得很，谢家坝一带经常决口。后来，村里的谢大财主，从南方运来了整整十大车糯米，掺在了修筑堤坝的泥里，‘吃了’十车糯米的大堤再也不决口了，谢家坝也因此得名。”王华吉说。
对此，最早发现谢家坝遗产点的郑志利解释得更加科学：谢家坝采用了灰土加糯米浆逐层夯筑的方式，韧性很大，可以想见当年使用的糯米绝不只十车。
一段谢家坝，再现了中国古代在漕运水利设施中夯筑的先进工艺。
新“尴尬”，文物保护顶牛水利功能
大运河有着双重身份，它既是文物遗存，也是水利设施。是原貌保护，还是发挥功能？成为矛盾焦点。
2010年，国务院正式启动大运河申遗工程的第二年，东光文保所长李天峰却迎来了一个吃不消的新“尴尬”。他们接到一个群众举报电话，称有人在沉船点、谢家坝一带的堤坝上动土。经调查得知，原来是沧州市水利部门出于对运河堤坝的保护管理，要对容易出现滑坡和水土流失的堤坝坡面进行险工加固，沉船点与谢家坝刚好被列入修缮工程范围之内。
的确，大运河有着双重的身份，它是一条线性的文物遗存，还是一条仍具备排水、泄洪功能的水利设施。是按照文物法进行原貌保护，还是按照水利法及时进行加固、修缮？双方各执一词。激烈的争执，最后不得不以相互让步告终。
而针对这场“顶牛”，作为省古建所副所长、大运河申遗各遗产点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田林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重要遗产点必须保护，但大运河也应该发挥其原有的设施功能。
在带队设计各申遗遗产点的保护及修缮方案时，田林将水利部门专家邀请在列。李天峰心里踏实了，“顶牛儿”的事再也不会发生。
申遗，让更多人重新认知大运河
申遗工作，可以让更多的人透过文物遗存，重新审视大运河，进而拉近它和公众的距离。
2006年，郑志利在青县调研马厂炮台遗址时，一位老农民好奇地询问：“是不是申遗成功了，联合国给咱们沧州拨款啊？”这个问题，郑志利不是第一次被问到，他苦笑着摇头。
关于为什么申遗的问题，田林举了个例子。据史料记载，沧州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省文物工作者在对沧州城区的考古勘测中，并没有找到沧州古城的遗迹。后来，考古队在距离城区东部20公里的沧县东南找到了旧城遗址，位置相对更靠近渤海。
是什么力量，竟让一座古城东移？“是大运河的力量，今天的沧州新城是更靠近运河的长芦镇发展起来的。元末明初，沧州旧城的衰败给了大运河机会。长芦镇依靠贯通南北的运河漕运，逐渐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田林说，“运河之于沧州，如同火车之于近代的石家庄。”
目前，沧州市文物局正着手组织文史研究专家编写《大运河文化丛书》，郑志利负责《大运河遗产》分册的编撰。
“沿着大运河沿线的各遗产点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沧州武术、杂技、民俗及物产等都与运河有关，我们会为这座城市找到根儿。”郑志利说。
根据调查统计，准备申遗的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连通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超过一千八百公里，贯通全国8省35个城市。
“运河两岸，有着与沧州相似历史的还有很多。通过申遗，我们摸清了‘家底儿’，接着我们要把掌握的这些‘家底儿’归置好，把它们的价值展示出来，让公众更好地去认知和理解。”田林说，因此，各列入申遗的遗产点除了进行保护规划和修缮外，展陈成为一项很重要的申遗内容。比如，会在一些遗产点附近增加方便参观的设施，增设说明性质的广告牌等。
“如今，大运河原有的功能或减弱，或发生了改变，但不能因此抹杀大运河‘母亲河’的历史地位。申遗工作，可以让更多的人透过文物遗存，重新审视大运河，进而拉近它和公众的距离。”郑志利说，当百姓认知了大运河，文物专家在申遗中的尴尬也就不攻自破了。
未来，一次文物保护方式的升级
从前，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的是点面，而大运河申遗则走向一个更大的尺度——文化线路的保护。
“大运河申遗，以前我们没搞过，负责把关的老外（负责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组织的专家）也没遇到过这样的申遗项目，结果怎样还很难说。”田林说，大运河是一个新型文化线路遗产，又是活态的遗产，文化遗产资源构成丰富，时空尺度大，功能多样，其保护工作的复杂程度和难度都是一般文化遗产项目所难以比拟的。
在一次演说中，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审视这次申遗，将其视为一次文物保护方式的升级。
“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重视一桥、一塔、一个古建筑群、一个村镇、一个街区这样的点面保护，今天的大运河申遗则走向一个更大的尺度——文化线路的保护。”单霁翔说，大运河串联着8省35个城市，沿岸的衙署、桥梁、船闸、古街道、沉船点等文物遗存点都将在申遗的统一部署下，“以点带线”的方式进行规划保护与修缮利用。
联合国不会拨款，但不能说申遗一点实惠没有，田林如是分析。
“万里长城在失去了原有的军事防御功能后，在申遗后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受世人观瞻。”田林说，大运河与长城形成了一纵一横的交叉态势，堪称“姊妹”。运河沿岸城市借着申遗的东风，在对一些遗产点保护的同时，配套的展陈设计，也必然形成新的旅游资源点，让百姓捞到实惠。
“大运河是一个活态的遗产，文物工作者在申遗中努力寻找一个契合点，既能增加城市文化底蕴，同时还可拉动一方经济。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程本身，将成为经济和文化结合的最好典范。”田林说。
“龙门一跃”，中国只要一次机会
大运河申遗工程复杂、繁琐，河北将经历八年备战。只有一次机会，更多层面上代表的是中国人申遗的决心。
7月14日，省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市厅际会商小组会议召开了今年申遗工作的第一次会议，并公布了一个必须“按期完成”的申遗时间表：明年9月，须完成申遗文本提交预审；2013年8月前，所有遗产点段完成准备工作，并接受世界遗产组织专家的现场评估；2014年，力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们必须高规格地要求自己，申遗成功志在必得，因为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省文物保护处主任、我省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市厅际会商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孙晶昌说。
过去，有媒体报道：如果申遗失败，我们将永久失去申报资格。对此，孙晶昌解释说：“不会的。从申遗程序及规则角度来说，我们还有申请资格。但申遗工程复杂、繁琐，从2009年正式启动申遗工程算起到2014年，长达5年之久，河北更是将经历8年的备战工作。如果失败，再次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申请将会非常困难。只有一次，更多层面上代表了中国人申遗的决心。”
按照“申遗时间表”，还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而，正在青县吴码头抢救古墓的郑志利，已开始为时间不够用纠结了。白天，郑志利在吴码头村汉唐墓群的抢救现场，指挥古墓切割、搬迁工作；晚上则抱着电脑，琢磨沧州境内4个遗产点的修缮方案……
郑志利、李天峰，他们都是参与河北申遗文物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沧州不过是全国8省35个申遗城市中的一个缩影。尽管面临着诸多不理解带来的尴尬，郑志利、李天峰谁也没有退缩。
